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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纪泽
1878年，39岁的曾纪泽出任英法公使，向慈禧太后辞行。
其时，正值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中英《烟台条约》刚签订两年，丧权辱国，人人感觉外国人欺人太甚，办洋务与鬼子打交道，成为极不讨好的事，动辄被骂作“汉奸”，赔上自己的名声。
曾纪泽向太后汇报了出行的相关准备和计划。有心也好，无意也罢，他说到了办洋务易被抹黑攻讦，为了国家只能不计毁誉了。
他提到自己的父亲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下骂名的事，引起了慈禧的共情。太后感慨朝中大臣大多自私自利，贪生怕死，不肯为国家担当，再也很难有曾国藩那样的股肱之臣。
曾纪泽这时候说了一串名字：李鸿章、沈葆桢、丁宝桢、左宗棠，称他们都是公忠体国之人。
慈禧说他们都是老人了，年轻人中很少有这样的良臣。
曾纪泽马上提到了郭嵩焘，称他为人正直，希望太后往后能有恩典于他。他说，好在太后和皇上都知道郭嵩焘是忠臣，他挨骂也值了。
李、沈、丁、左都是朝廷重臣，郭则是自己正要去接替的前任。曾纪泽知道自己这些话“一定、必然、毫无疑问”会传到这些人耳里。
有道是“哪个人前无人说，哪个人后不说人”。人后说人一般都是嚼舌根，不是上“眼药”，就是挑拔离间、搧风点火，但曾纪泽却只说好话。
这些话他当然也可以说给当事人听，但一点好处也没有，甚至还有溜须拍马之嫌，他们不仅不会领情，还可能心生疑忌。
但说给太后听就不同了。曾纪泽负命远征，以后远在欧洲做事，朝中要有人在太后面前帮他说话，减少后顾之忧。
我“深刻”地认为，这种盘算在他见慈禧之前就想好了，他要借机为自己“埋桩脚”。
这段君臣对话，成为“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”的注脚。左宗棠后来“奉旨保举人才”，举荐的就是曾纪泽。他称赞曾纪泽“于泰西各国情形，了如指掌，于交涉事件随时执中，宽而有制”，认为他的眼光、格局甚至胜过名重一时的张之洞。
李鸿章更是称他“受任于危难之际，力为其难”，能把外夷确定的协议给废了，终止了其贪得无厌的要求，是一个临危不改的忠臣。
曾纪泽对联
另一段同样有名的君臣对话，发生在朱元璋和刘伯温之间。明初宰相李善长因病退休，朱元璋向刘伯温征求谁接任合适。他先提了与李善长彼此不对付的杨宪。
刘伯温说，杨宪有宰相之才，而无宰相之量。
朱元璋又提了曾给他出过“高筑墙，广积粮”妙计的汪广洋。
刘伯温摇头说，汪广洋还不如杨宪。
朱元璋第三个提了敢于决断的胡惟庸。
刘伯温说胡惟庸是匹拉车的好牛，只怕它力气太大，会把车架顶烂。
刘伯温当然不是自己想当这宰相，所以朱元璋说“谁都不合适，看来这宰相只能你来干”时，他赶忙推辞：“我这个人嫉恶如仇，又特别不喜欢婆婆妈妈的事，当宰相会辜负圣上恩宠。”
你是不是觉得刘伯温奇怪，自己不想干，就应该找人顶上，但老朱提一个，他否一个，朱元璋心里对他恐怕没想法也不行了。
从“明哲保身”的角度，刘伯温最合适的是顺着老朱的杆子爬。皇上既然提了谁，一定有他欣赏的某一点，他只要顺水推舟说出三个人的优点和特长就行，至于谁合适，由皇上自己定夺。
就算老朱不想立宰相，但这些人大半也是想当的，你说谁不行，这岂不是断人之路，自结冤家？而且一结就是三个。
刘伯温在民间是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“智多星”，估计是他猜透了朱元璋要废除“宰相制度”的深心，所以不管老朱提谁，他都认为不合适。但把天聊死是小事，倒霉的是把自己给聊死了。刘伯温后来失去朱元璋的信任，告老还家，被胡惟庸揭发“图谋造反”，在病中被胡看望后蹊跷去世。
刘伯温
曾纪泽夸人之长，刘伯温言人之短，他们两人结局各有不同，这当然与他们遇到的主有关，但慈禧何尝算是一个容易侍候的主！所以会不会说话也是一个因素吧。
人生在世，不外两件事，一是说话，二是做事。会说话不是夸夸其谈；不是舌绽莲花；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语言是沟通的工具，同样是言为心声，所谓的“会说话”就是能通过说话，把心里所思所想表达出来，实现沟通的目的。
从这一点说，曾纪泽与慈禧的对话，称得上是经典。
